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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和改革

罗 辑


论文概要：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法院调解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及时调纷止争，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新类型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变化，使得调解制度似乎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迹象，其内在的一些弊端也逐渐凸现。笔者试图从我国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出发，找出问题所在，进而提出了改革建议。
全文共6500字。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1)我国法院以调解解决民事案件的审判方式起源于上个世纪40年代，作为各边区和革命根据地审判经验总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当时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指南。调解也被作为一项民事司法原则确定下来。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二字方针。从建国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始终奉行“调解为主”民事审判方针。1979年，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起草工作的重新开始，理论界和民事司法实践部门对法院调解原则有了新的认识。1982年的试行民事诉讼法中，将“调解为主” 方针修改为“着重调解”原则。1991年4月，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正式法典颁布，其中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我国调解制度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但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新型的社会矛盾显现，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同时各类新类型案件也不断涌现，现行的调解制度也逐渐显现出来一些弊端：
一、调解原则不合理，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法院调解的原则有：1、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就是说必须双方当事人都要自愿的、明确的表示接受调解处理的方式，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2、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一个民事案件如果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法官就有查明事实、分辨是非的义务和责任，绝对不能糊涂结案。3、合法原则。 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但是，笔者认为，从民事诉讼法理角度看，一个案件中的事实，只能是有证据证明的或是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或当事人自认的虽然可能是客观上的事实，但这不是案件的事实。而案件的事实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需要开庭审理后才能确认的，因为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只能在开庭中经过当事人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所以理论上案件的事实也只能经过开庭审理且经过法官的认定才能“事实清楚”。所以，在开庭审理前或是法官对案件证据、事实作出认定前，是做不到“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就更谈不上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了，此时的调解只能是“和稀泥”，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对案件的结果都可能是一头雾水，于是法官“和”当事人这团“稀泥”，往往越“和”越糊涂，最终可能双方当事人的权利都得不到有效保护。那么，如果案件经过审理，法官已经对案件的证据、事实作出认定，案件的事实已经清楚，是非已经明辨，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案件的最后结果已经能够预料，此时法官又是对什么进行“调解”？对事实已经被查清、是非已经被分清的案件进行调解，特别是在一方为单纯的权利享有者而另一方为单一的义务承担者时，调解只能是让拥有权利享有期待利益的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也是对义务或责任承担者应当承当义务或责任的一种放纵，这明显地违反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此时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得以解决，但却是以牺牲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放纵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司法权威得不到树立为代价的。此外，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原则也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诉讼成本的降低。因为，调解的前提如果是必须查明案件的事实，辩明是非，分清责任，然后在法官的主持主导下，对案件进行调解，此时的调解过程又和开庭审理有何区别？而且，如果调解不成功，还是要开庭进行审理，案件还是要按照审理程序按部就班进行，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行为哪怕是对一些事实的自认，此时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庭前的调解只能是费时费力，增加了当事人诉讼的时间成本，也浪费了法院的审判资源。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司法效率得不到提高。
二，调解程序被滥用，有碍司法效率的提高。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时限和次数并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但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在送达、庭前、庭中、庭后各个阶段都可以对案件进行调解，法官可以根据自己对案件的直觉或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发表意见，甚至书记员也可以对案件发表看法，反反复复，对案件调解的随意性很大，能调就调，不能调的也调，使得调解的息诉、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得不到实现。同时，《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第六条：“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很明显，这两条司法解释使法院滥用调解有了更有力的保障。因为除了规定中“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的这些案件，只要法院认为“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就应当调解，而且，实践中法院可以很容易的做到“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然后，名正言顺的使“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案件就可以无限期的处于“调解”状态，这严重影响司法效率的提高，和效率与公平的时代主题相背离的。
三、调解权力被滥用
根据《民诉法》第八十七条及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不但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协助，而且“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如果说法院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积极谋求一种具有极大说服力的社会力量来协助他们的调解和说服活动，以便使案件得以及时解决，我们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人民法院委托相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就有些让人不明就里了。法院对案件的调解过程是一种司法权力行使的过程，司法权力只能由国家的专门机构法院行使，这种权力是不能转让或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行使的。所以，“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是没有法理上的依据的。实践上也会降低法院司法的权威性。
当然，目前我国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对调解的相关规定，以及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弊端，并不止前文述及的两点。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部门都对调解制度有着各自相同或不同的认识，对调解制度的存废、改革都提出了不尽相同的主张，这些主张主要有:
1.取消调解，改设诉讼上的和解制度。1该说为张晋红先生提出。张先生在比较我国大陆法院调解、台湾地区民诉法规定的调解程序、外国民诉法的诉讼和解基础上认为：我国的法院调解是世界民事诉讼法上的首创，它与台湾地区的调解程序、外国诉讼和解制度相比，其分界岭就是调解的职权性和审理性质，审判人员在当事人的和解中充当着主导的、主动的、必不可少的调解人兼审判人角色，并使调解成为审判活动的一部分；建议民诉法在取消法院调解后，加强对诉讼上和解制度的立法。(2)
2.调审合一说。即同一案件在同一程序里调解和判决并行运行的制度，也就是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终结司法程序的活动；如调解不成，则由同一审判组织及时作出判决。其性质有三：第一，法院调解是在法院受理案件后的诉讼中进行的；第二，审判人员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并在调解中起指挥、主持、监督作用；第三，调解协议必须经法院审查确认，否则，协议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该说认为从立法角度看法院调解制度已基本完善，关键在于进一步落实“自愿、合法”，比如适当降低调解率；改让谅型调解为公平型调解；改不公开的庭前、庭外调解为公开的庭上调解等以强化对民事权益的保护，增强调解的透明度和规范法官在调解中的行为。(3)
3.调审分离说。即将调解过程与审判过程相分离，将法院调解从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分离出去，专设调解庭，作为与审判相独立的，以预防诉讼为目的的解决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的制度，通过两者的分离，强化审判程序和调解程序。如王亚新先生在比较“调解型”审判模式和“判决型”审判模式后，认为这两种审判模式在正当性原理、程序法构成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二者共存于民事审判中会给诉讼过程带来内在的紧张、矛盾，以至混乱。又如李浩先生认为：调解在欲达到的目标、正当性原理、受程序法和实体法约束的程度等方面与以审判方式解决纠纷存在着重大差异；将调解与判决作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不同方式，共同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是欠科学的。(4)
笔者认为，虽然目前我国的调解制度中存在一些不足和弊端，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调解制度积极的一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增加，新类型案件也不断增加，民事权益之争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建立合理的调解制度可以大大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解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增强人民内部团结，对建立和谐社会是有着调解对化解矛盾方面有着判决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此外，调解还能弥补立法滞后，法律适用不能的不足，使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愿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行业习惯，交易习惯，地方惯例等解决纠纷。
我们还要看到传统的法律文化对民众在诉讼方面的影响。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在中国社会取得了正统地位，儒家的纲常伦理深深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厌讼、贱讼，以调息讼作为儒家礼教的要求之一，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的价值标准。正如刘作翔指出的：“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各个民族，将本民族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加以积累，使某种观念在人们的心理中凝聚，经过世代相传而取得比较稳固的地位，形成该民族一种超稳定形态的民族法律心理……不伴随社会的变化而立即发生变化。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长时间的。”(5)当厌讼、贱讼，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法律心理时，当纠纷产生时，人们是不希望“打官司”的，因为打官司是很不入流的行为，即使“打官司”做原告，原告似乎也觉得愧对对方。更不用说被人家告到“官府”做被告，那更是一件非常无颜面的甚至是丢祖宗十八代脸的事情。此时，调解无疑成为解决纠纷的很好的一个途径，因为调解以不分对错，是当事人自愿的行为，不是“官府”强迫我做的，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当事人不丢“面子”，以后还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可以说，存在了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文化对我国特有的调解制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所以，笔者认为，调解制度不能取消，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建立一个合理的高效的调解制度。而不是因噎废食，片面强调调解制度的弊端，全盘否定调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一种具有独立程序，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调解制度。我国目前的调解模式是调审合一的，即调解贯穿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调解没有自己的独立程序。这种调审合一的弊端前文已经论及，这里不在赘述。简言之，完善我国的调解制度，应包含一下几点：
1，法院应设立专门的调解庭，负责适用调解案件的处理。实行调审分离，案件应当由法官负责调解，调解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当事人主义原则，法官只从程序上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审查当事人主张的合法性，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不能对案件证据以及案件事实作出认定。法官应对双方当事人列举出案件所适用的法律，因为就当事人和法官而言，法官比当事人能少时省力了解法律的适用。当事人可根据法官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判断案件的后果。调解成功后，及时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功，向当事人告之诉权，而不是直接转入审理程序。因为经过调解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的释法，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以及证据等会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否起诉或者何时起诉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此外，法院适用调解程序处理的案件只应收取象征性的费用，这样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成本，同时也有利于案件的处理。
2，调解程序应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当事人申请法院就案件进行调解，法院应当立案，适用调解程序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调解。申请可以是一方当事人申请，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申请。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如果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调解还是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一方不同意调解，法院就不能调解，实际上此时也不可能调解。但法院此时应当向当事人告知如进入诉讼程序，败诉方要承担的诉讼成本，如案件受理费，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等。这样可以给当事人以充分的选择权利。此外，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也可以撤回申请，法院不必审查，应无条件允许。
3，调解案件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除法理上不能调解的案件外，民事案件都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解。对此，最高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有相关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对于上述规定中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的案件，如当事人申请调解，法院可向当事人告知诉权，由当事人决定是否起诉进入诉讼程序。因为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都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法律没有必要去限制调解案件的适用范围。
4，调解时限的限制。
进入调解程序后，应当有严格的时限限制，不能久调不决，增加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对于简单的案件，时限可规定为20日，复杂的，证据多的案件时限可规定为40日。当然，也可根据当事人的协商确定具体时限，但最长不能超过90日，这样可以促使当事人及时选择适当的程序及时主张权利。
5，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应废除。　　
调解的本意是调和解决纠纷，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以达到解决纠纷不伤和气的目的。民事纠纷属私权的范畴，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允许其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因为，如果案件当事人自愿调解，不要求查清事实，法院就没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坚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目前的审判实践中，许多案件在开庭审理前调解结案，案件本身没有开庭审理，那么这类案件是如何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 实际上，“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已形同虚设。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自行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法院或法官没有必要依职权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


注释：
1、常怡：《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2、张晋红：《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研究》，《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
3、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4、李浩：《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研究》，《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5、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

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福建省长泰县法院　 陈小熊


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第一审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的诉讼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它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既不依附于，也不从属于普通程序或其他的诉讼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改革动因。
（一）凸显简易程序特征的需要。我国民诉法对简易程序虽作了专章规定，从起诉方式，受理程序，传唤方式，审判组织、审限均作了比普通程序简化的规定，这些简便、灵活、快捷的要求，在过滤大量无争议或争议不大民事案件，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办案均起到积极作用。但整章中只有5个条文，简易程序本身的特征不明显，在配套制度上与普通程序没有严格、明确的界限。如诉讼费收取标准，归档卷宗材料要求，审级救济机制，裁判文书制作方面完全相同，使得简易程序的优势没有凸显，不被重视和看好，最终导致设立简易程序的目的未能充分实现。
（二）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需要。随着依法治国方略提出，法治建设被日益提上重要议程。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确保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必然要求提高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诉讼效率，要求提供便利快捷的司法救济途径，要求一种更加便捷高效、成本低廉的诉讼程序。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民事活动频繁，民事案件剧增，如果不能以灵活、快捷，节省的程序解决大多数简单民事案件，一方面，必然导致诉讼拖延，造成大量积案；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复杂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司法公正，法律权威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改革简易程序本身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对诉讼程序的需求，同时更是与国际上对诉讼效益和效率追求接轨的需要。
（三）规范审判方式的需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出台后，关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论著不断涌现。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节奏已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研究重点。200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海淀区法院还共同主办了中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研讨会。为缓解诉讼案件猛增与审判人员不足的矛盾（而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构想，法官人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各地法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广东省高级法院还专门制发了《广东省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规则(试行)》。虽然学术界和实务界观点鲜明精辟，呈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观，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和执法标准，各地法院各出奇招，各自为政，造成全国范围内适用法律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为改变这一混乱局面，最高法院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作为今年重点研究课题，并将择期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因此，在这个时期，深入探讨简易程序改革和完善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简易程序的价值及功能。
对一项诉讼制度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首先必须认清其在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理清其本身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具体来说，民事简易程序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一）有利于贯彻“两便”原则。两便原则包括便利人民群众参加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办案两个方面。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有利用诉讼制度，请求法院审判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对诉讼制度进行创建和改革之前，首先必须考虑到，是否有利于真正实现司法救济的权利。而简易程序的改革，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使得司法救济途径从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走出来，让更多的公民可以接近司法资源，获取国家司法资源的帮助，从而保障公民参加诉讼的权利，保障法院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有利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经济原则是每一项诉讼机制必须包含的原则和价值。以诉讼经济的原则要求，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要充分地体现诉讼周期的缩短，诉讼程序的简化，审级层次的减少，以及相应诉讼费用和成本的降低。简易程序正是通过上述途径，使得原本稀缺的诉讼资源能够发挥出最大潜能，最大程度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威信。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一方面可以使大量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轻微民事案件，以快捷高效的程序消化掉，提高办案速度，实现“简出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保证人民法院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审理比较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保证案件审判质量，达到“繁出精品”。不仅如此，还也可以抓住典型，以案释法，公开宣判，进一步扩大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简易程序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法院办案效率、办案质量进一步提升，办案社会效果进一步凸显，有利于树立法院威信，增强公民对司法的信心。
(四)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原则。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二十一世纪的工作主题。公正是在效率前提下的公正，正所谓“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正义被耽搁，就是正义被剥夺”；效率又是在公正前提下的效率，倘若无公正，效率即失去意义。一般而言，司法的理念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但对于民事诉讼，则采取优势证明标准，突出的是效率。尤其是针对简易案件，更没有必要适用复杂的诉讼程序来解决，而应代之以简便化的诉讼程序。那种因程序的繁杂，导致诉讼迟延，不仅令当事人无法忍受，也让法院和全社会无法忍受。因此，在强调公正与效率两者不可偏废的同时，还应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之原则。
三、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进行一项司法制度改革，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也不例外，起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从现有简易程序操作方式之简化入手，二是从改革简易程序相关配套制度入手。
(一)简易程序操作方式的改革与完善
1、科学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民诉法第14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最高法院对此也做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同时明确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等三类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但总的来讲，这些规定过于笼统，以致于法官做出程序选择的余地仍然太大，不利于实践中开展繁简分流的具体操作。而如何科学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呢？有两方面的资料可以借鉴：第一方面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案件的界定方法。具体分析其所考虑的因素有三：一是量化标准（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类别标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等）；三是控诉方的意见（经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第二方面是国外立法 例。如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427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是对财产权的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在10万元以下；二是规定10类案件，不问其标的金额，一律适用简易程序；三是依当事人合意适用。相应的也体现了上述三个考虑因素。再如日本简易裁判所受理的案件是90万日元(不足人民币7万元)以下等等。由此，笔者认为我国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⑴对于债权债务等纯财产权益性质的争议案件，以明确的标的额或价值作为界定标准。根据我国幅员辽阔的特点，具体可兼采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即由立法机关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确定，标的在10万元以下的财产权益性质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同时授权给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定不同的适用标准。
⑵以案件性质或类别为界定标准。一是采取列举式的方法确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如审判实践中已积累的：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确认和变更收养、抚养关系；责任明确的损害赔偿等7类案件；以及一方当事人没有胜诉的可能或案件事实不存在真正争点的案件；一方当事人认为案件不存在实质性事实争议，只有法律上争议的案件，明确适用简易程序。二是借鉴或兼采广东省高院用排除法规定5种禁止情形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其它案件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做法。
⑶赋予当事人相应的程序选择权。这主要是针对案件的难易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争议金额的大小和案件类别。有些争议标的大的案件，法律关系并不复杂；有的案件类别相同，而法律关系复杂程度却天壤之别；有的案件虽然复杂，但是当事人双方均有诚意共同到法院请求解决等等。当然，若将来立法已明确简易程序适用范围，那么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法院只能强制适用，当事人不能作出拒绝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除了具有程序选择权外，在适用简易程序中也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言词审理或书面审理的机会，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
2、规范程序选择，准确繁简分流。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被明确后，由什么主体，在什么时间作出适用程序选择，当前民诉讼并没有进行界定。审判实践中做法不一，一种是立案庭审查立案后，统一移交业务庭庭长选择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再交付经办人。一种是立案庭移交业务庭登记后，直接交付经办人，由经办人在审理过程中，自行做出适用程序的选择。一种则是由立案庭作出适用程序选择，而后移送业务庭登记，再交付承办人审理。三种做法均有利弊：第一种做法可发挥业务庭长熟悉业务，熟悉承办法官审判技能的优势，准确做出适用程序的选择，但容易造成业务庭长滞留案件和滥用选择权；第二种做法，虽减少把关的环节，但赋予经办人程序选择权，不利于监督；而第三种做法则有效地克服了前两种做法之不足，一方面，立案庭严格依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选择程序，繁简分流，可实现当即交付经办人手中；另一方面，通过立案庭和业务庭长双重监控，可确保承办人严格按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实现快速便捷立案和设立简易程序之初衷，因此，笔者倾向于第三种做法。
3、诉讼请求和证据固定制度。2001年12月6日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证据若干规定》）第3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3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上述规定就是诉讼请求和证据固定制度的立法依据。《证据若干规定》还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 ，适用简易程序不受“指定期限不得少于30日”之限。因此，笔者建议：简易程序中当事人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就将诉讼请求和证据进行确立并固定下来，法庭辩论之后，不得再变更诉讼请求或提交新的证据。这样一来，如果当事人一同到法院请求解决的，诉讼请求和证据均可当即予以固定；而其他的情况，则要求在送达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应一并告知当事人诉讼请求和证据应于法庭辩论结束前固定，以免因诉讼请求突然变更或调查证据而延展期日。
4、严格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化的条件。《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0条规定，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该法条对于“案情复杂”没有界定，使之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容易造成审判人员转换程序的随意性。完善的方法有二：一是由最高法院明确界定转化的条件。诸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使案件明显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等等。二是严格转化的报批程序。如主审法官经开庭审理后，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于次日提出书面申请转换适用程序，报经庭长或分管院长审批，并报立案庭备案。获准后，方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通过加大监督力度，防止承办人员在法定期限内不能结案而随意转换适用程序，或变相超审限结案，从而确保简易程序的安定。
5、确立当庭宣判视为送达和调解签名生效制度。长期以来，调解书、裁判文书送达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审判实践的一个问题。简易程序以调解方式结案占相当大的比例，而法律规定调解书未经当事人签收不生效，即赋予当事人对调解的反悔权。这样一来，调解书送达前，不仅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具有稳定性，而且容易造成履行义务的延误。尤其是当庭宣判的案件，败诉一方当事人往往拒不到庭签收裁判文书，致使上诉期日、生效期日无从计起。为此建议：⑴调解达成协议的，以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名视为调解书送达，取消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前的反悔权。⑵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均到庭，当庭宣判的，宣判之日即视为裁判文书送达之日；定期宣判的，宣判之日应当庭送达裁判文书，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宣判的，以宣判之日视为裁判文书送达之日。⑶对原、被告一方未到庭参加诉讼的，裁判文书送达之日仍以实际送达之日为准。
(二)简易程序配套制度的构想
1、设立专门适用简易程序的机构和人员。就目前我国基层法院的现状来看，把基层法院改革成单一的简易法院，专门审理简易案件，并不现实。但在保留现行兼采适用简易和普通两种程序的情况下，在基层法院专门设立适用简易程序的简易庭，配备专门的独任法官，独任法官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再参与普通程序案件审理。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克服同一法官兼具简易和普通程序的任务，造成程序适用上的界限不清和混用，而且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和法院机构设置的传统。这是一种比较可行，也比较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
2、改革简易程序诉讼收费的标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最高法院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诉讼费用收取的条款，并没有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加以区分。诉讼费中受理费具有税收和惩罚双重性质，一则诉讼标的越大，收费也应当越多；二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但是对于选择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其本身对司法资源的耗费较少，相应的，国家收取的诉讼费也应当较少。这才符合费用相当性原理，也有利于鼓励当事人多选择简易程序。具体简易程序应收取什么标准的诉讼费才合理和相当呢？笔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所征收的诉讼费用应当高于同样金额诉讼的撤诉案件，低于同样金额诉讼的普通程序案件，可以考虑在同样数额普通程序案件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作出选择。
3、确立简易程序一审终审制度。我国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审级救济机制并无二致，这与世界各国民诉法采取的区别制大不相同。事实上从效率优先的角度，或诉讼经济原则来考虑，均不宜赋予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相一致的救济机制。一种可供借鉴的方案是实行一审终审制，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若当事人对判决不服的，允许其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出异议，由原审法院重新指定一名独任法官进行审查。若异议成立，由原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依法改判，判决为终局判决；若异议不成立，裁定依法予以驳回，裁定为终局裁定。
4、缩短简易程序所需时间。民诉法第146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这个期限相对于普通程序已显然缩短，但相对于目前各地基层法院推行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来讲，仍显得太长。如芗城区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平均结案日仅为21日。而怎样才能在确保公正司法的情况下，既利用简易程序简单、快捷的一面，又将其对时间的浪费限制在最小限度内？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缩短所需时间。笔者认为，根据当前各地法院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成效来看，有45天的时间就足够了，而且不允许延长，除非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
5、简化裁判文书、调解书的制作。民诉法第89条规定，调解书应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事实上，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合目的性的一种自愿行为结果，调解书的制作可仅体现调解结果，而不必再详尽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民诉法第138条规定了判决书应具备的内容及事项，也没有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加以区别。当前为防止法官擅断，确保裁判文书质量和司法公正，对裁判文书制作的改革，均提出了应当进一步强化证据认定和说理部分。这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复杂案件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简单案件来说，快速、方便是基本要求，制作复杂的裁判文书，则有多余累赘之嫌。《证据若干规定》还规定，简易程序裁判文书制作不受“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之限。况且，《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某些简易的民事案件不用制作裁判文书。因此对于该类案件可简要概括出案件事实，后对判决主文叙述准确，清楚即可。甚至可以更大胆借鉴国外作法，根据不同种类案件的特点，事先制作格式化的判决书、裁定书，以备庭审后当即填写裁判主文时适用，进一步简化裁判文书，提高制作速度，提高诉讼效率。
6、简化卷宗归档材料的要件。《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卷宗材料应当具备：诉状或口头起诉笔录、答辩状或口头答辩笔录、委托他人代为诉讼的要有授权委托书、必要证据、询问当事人笔录、审理(包括调解)笔录、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者调解协议）、送达和宣判笔录、执行情况、诉讼费收据。显然，一者该法条不能体现出简易程序之简化的特征，难于区别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卷宗材料上要求的不同；二者该法条使用“应当”一词，而所罗列的十项材料并非每个简易程序案件都具有的，其矛盾显而易见。因此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卷宗材料，除必要证据，审理(或调解)笔录，裁判文书(或调解书)、送达或宣判笔录、诉讼费收据外，其他材料不应作硬性要求，而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将相干的诉讼材料装订归档即可。
7、建立有效监督，严肃错案责任追究。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有赖于立法上的完善，公民法律素质的提高，更主要的因素在于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庭审程序简化，裁判文书简化，以及宣告视为送达，一审终审等等制度的设立，使得法官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如何使其更主动、大胆、正确地适用简易程序，扩大简易程序解纷功能？笔者认为，在当前磨合阶段，一方面可采取一些鼓励措施，促使法官多适用简易程序；另一方面从机制上加强监控和指导，如提高案件审理透明度，置审判活动于社会监督之下。再如把该适用简易程序而未予适用、未经审批自行转化适用程序、无正当理由超审限等列为错案责任追究范围，以违反审判纪律加以惩处。
总之，改革传统的简易程序审判模式，要通过立法之完善，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完善简易程序配套制度，从而实现简易程序再简化、再优化，使简易程序的传神之处----简便，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这不仅是实践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的必然，也是推进审判制度规范化、正规化的必然，更是与国际接轨，顺应市场经济和国际潮流的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