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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06年第12号，公布《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应诉规定》

商务部令2006年第12号
　

　　《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应诉规定》已经2006年5月17日商务部第五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8月14日起施行。《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外经贸部令2001年第5号）同时废止。

　　　　　　　　　　　　　　　　　　　　　　　　　　　　　　　　部长：薄熙来
　　　　　　　　　　　　　　　　　　　　　　　　　　　　　　二○○六年七月十四日
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应诉规定



　　第一条 为做好国外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案件的应诉工作，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案件的应诉工作，包括新立案调查、复审调查、反吸收调查、反规避调查等。
　　第三条 在反倾销案件调查期内生产和向调查国或地区出口涉案产品的企业应积极应诉。
　　第四条 进出口商会等行业组织应依照章程，加强行业自律，维护行业经营秩序，负责反倾销案件应诉工作的行业协调，促进会员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案件。
　　第五条 商务部可制定有关促进反倾销案件应诉工作的政策和措施。
　　第六条 商务部应及时公布与反倾销案件调查或应诉工作相关的信息，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在获知有关信息后应立即通知涉案企业。
　　前款规定的信息主要包括：
　　（一）有关发起反倾销案件新立案调查的信息；
　　（二）有关发起反倾销案件复审调查的信息；
　　（三）有关发起反倾销案件反吸收、反规避等调查的信息；
　　（四）对案件应诉工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
　　第七条在获知有关可能发起反倾销案件新立案调查的信息后，行业组织应根据涉案产品的出口情况，做好应诉协调准备。
　　第八条 企业应依法规范出口行为，维护行业出口秩序，做好反倾销案件信息的搜集、整理工作，及时向行业组织报送。
　　第九条 参加应诉的涉案企业享有如下权利：
　　（一）决定应诉方式；
　　（二）自主选聘律师；
　　（三）从行业组织获知案件调查整体进展和其他企业的应诉情况等信息；
　　（四）获得行业组织对应诉工作的指导和帮助；
　　（五）针对反倾销案件调查机关存在的歧视性做法等，向政府提出应对意见或建议。
　　第十条 应诉企业不得从事任何可能影响其他应诉企业合法权益的活动，不得从事任何可能影响行业整体应诉工作的活动。
　　第十一条 行业组织应定期组织有关反倾销法律知识的培训，可从会费中设立促进会员企业应诉的专项资金。
　　第十二条 行业组织协调反倾销案件应诉工作的职责主要有：
　　（一）建立出口商品统计监管系统和贸易救济案件信息收集反馈机制；
　　（二）根据应诉企业的要求，就有关替代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分别裁决等技术问题的抗辩、国外调查机关的实地核查等问题予以协助；
　　（三）组织应诉企业参加听证会、与国外调查机关和相关行业组织或企业进行磋商、谈判等工作；
　　（四）根据应诉企业的要求，就价格承诺协议谈判的有关问题予以协助；
　　如需以政府名义签订“价格承诺协议”或“中止协议”的，可向商务部提出方案建议；
　　（五）协助应诉企业就反倾销裁决结果在调查国或地区寻求司法救济；
　　（六）提供律师信息的服务，建立律师信息库；
　　（七）应定期在《国际商报》和本单位的网站上公布年度到期的行政复审案件等信息；
　　（八）其他需要行业组织协调的工作。
　　第十三条 行业组织应根据第十二条的规定，制定并公布行业组织应诉协调工作的操作规程。
　　第十四条 根据应诉企业的要求，行业组织统一协调聘请律师的，应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择优选择律师。
　　应诉企业自行选聘律师出现两家以上律师事务所代理同一案件时，行业组织应在应诉工作全程协调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以保证行业整体应诉工作的效果。
　　第十五条 反倾销案件立案前3年内曾代理过调查国或地区企业，申请发起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调查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参加律师竞聘。
　　行业组织应将在代理行为中曾严重影响或损害我企业、行业利益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通知应诉企业。
　　第十六条 行业组织就下列案件的应诉协调工作应征询商务部意见：
　　（一）涉案产品在调查期内出口金额较大；
　　（二）涉案产品在调查国或地区市场份额较大，存在较大影响的；
　　（三）行业组织之间就组织协调应诉工作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可能影响案件应诉结果的；
　　（四）调查机关对我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和调查方法的；
　　（五）其他需要征询的重要案件。
　　第十七条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做好涉及本地区企业反倾销案件信息统计工作、建立信息报送系统、评估国外反倾销对本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定期组织有关反倾销法律知识的培训、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促进反倾销案件应诉工作的政策和措施；应行业组织的要求，对本地区涉案企业应诉工作进行协调。
　　第十八条 各驻外使（领）馆、使团经商处（室）应及时跟踪和搜集国外反倾销立法修订情况和反倾销案件立案或复审动态及有关信息。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06年8月14日起执行。《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2001〕外经贸部令第5号）同时废止。




　　法定婚龄，是指法律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一般大多是指结婚年龄的下限。由于婚姻关系特殊的性质和特点，法定婚龄通常作为评判男女双方是否具有结婚行为能力的一般标志（除此之外还包括精神健康状况）。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一种社会方式，是作为社会细胞家庭的起点。因为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具备适婚的生理和心理条件，才能在婚后真正担负起对配偶、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法定婚龄作为划分自然人结婚行为能力的基本标准的同时也受到来自自然人的身体发育状况和社会因素（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文明意识）的制约。法定婚龄的制定不仅仅是从保护私人的合法权益出发，而且兼顾一定时期的社会公共利益，如一定的人口状况、政策和相应的历史传统风俗道德等。

　　但是，随着目前我国国民整体身体和心理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现行《婚姻法》对法定婚龄的设置在操纵性上存在一定程度上滞后性。

　　一、我国婚姻法对法定婚龄规定的历史演变及现状

　　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规定法定婚龄为男20周岁，女18周岁。这与当时建国初期的社会现状是相适应的，在反对过于早婚保护民族健康的同时又能保证国家初期社会建设对新生劳动力的需求。后随着我国社会条件的变化，尤其为了进一步贯彻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科学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的要求，现行1980年的《婚姻法》将法定婚龄提高到了男22周岁，女20周岁。

　　于此同时，我国《婚姻法》对法定婚龄还有一个相对变通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的民族婚姻家庭情况，制定变通的规定。”从现行的相关变通规定来看，基本上将法定婚龄男女统一调低2周岁，即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

　　法定婚龄在我国《婚姻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指导性。与此同时结合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我国《婚姻法》在明确规定相关法定婚龄的同时，又规定了“晚婚晚育应予鼓励”。我国目前对于晚婚晚育定性为“女满23周岁，男满25周岁的初婚为晚婚”。晚婚晚育相对于法定婚龄的强制性而言是一种鼓励性的可选择性的权利，但面对我国目前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高压下，作为城市居民的大部分和农村居民的小部分男女初婚的年龄基本上都达到了关于晚婚的年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法定婚龄在无形之中被实际提高了3周岁。

　　二、其他国家对法定婚龄规定概况

　　从现行各国的法定婚龄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指法定的最低年龄。纵观其他各国对法定婚龄的规定来看差距较大。如英国规定男女皆为16周岁；法国规定男18周岁，女15周岁；日本规定男18周岁，女16周岁；意大利规定男16周岁，女12周岁；西班牙规定男14周岁，女12周岁；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对于法定婚龄的规定各不相同，但基本上是男15到21周岁，女为14到18周岁；俄罗斯基本上规定为男女皆为18周岁。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现行的法定婚龄相对而言是对最低结婚年龄限定最高的。

　　三、我国现行《婚姻法》法定婚龄面临操作性的滞后问题

　　1、对女性合法权益保护的年龄成本增加，滞后于自然人的心智发育水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及生产方式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此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整体的营养状况得到显著的改善。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目前青少年身体生理的发育期限普遍提前三到四年（基本上青少年的青春期从11岁便已经开始）。加之我国近年来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完善提高，以及现代医学生理知识的普及和传统礼教文化的日渐松散，使现代的年轻人们对性有了更加科学和相对开放的认识。因此，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前同居的现象变的日益普遍，而在这种看似有悖“道德”的现象中，女性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将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生理心理以及以后婚姻家庭生活），致使一些未达法定婚龄的女性在遭受一定侵害（包括身体精神以及情感）时，不能援引《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来维护自己实际事实婚姻中“合法”权利。而且就目前我国青少年的心智发展及成熟状况的年龄要比以前得到了显著的提前，也就是我国目前青年男女的心智面对感情以及婚姻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婚后责任的分担问题已经在年龄上大大提前。当然我们现在的父母不能拿自己传统的婚姻家庭观来衡量新一代年轻人的婚姻家庭观，因为大部分80、90后所接受的教育多为现代的教育理念加之传统文化关于家庭婚姻观念教育的缺失，未来作为社会最小的生活集体组织单位的家庭观念也必将逐渐被人所淡忘，而作为独立人的自身独立的价值将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新的支撑作用。

　　2、对我国人口结构及社会发展存在的隐性问题

　　计划生育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遏制我国人口的非理性增长（这种非理性：一种是建国之初所倡导的“人多力量大”，一种是重男轻女的落后封建思想作怪），但是随着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我国对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大力贯彻，非理性生育的现象基本上已经很少。但是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因素所致，在国家出台相关禁止规定以前人为流产（几乎全是女胎儿）现象非常普遍，致使造成目前我国大致相同年龄段严重的男女性别失衡，据不完全统计到2020年我国将有3500万的适婚男性找不到相应的适婚女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即将进入转型阶段，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大规模老龄化带给未来青年和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从而进一步使我国新生劳动力更新代际时间增长，容易出现年轻劳动力不足的状况，进而影响我国社会的整体长远发展。目前法定婚龄相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形式，理应作出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调整逐渐缩短我国代际更替的周期时间。

　　对于对人口增长的担忧，就目前来看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国民尤其是现在的80后以及即将达到适婚年龄段的90而言，面对现在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以及结婚和生养子女的高昂成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单身甚至丁克（拒绝生养孩子）一族，至于选择生育两个的现象就更加日趋减少。因此只要严格限制人口的生育数量，对于法定婚龄的微调不会引发人口再次的非理性增长。

　　三、对我国现行《婚姻法》法定婚龄的建议

　　法律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变动，面对当前飞速发展的社会状况法律应充分的发挥其知道和预示作用，而不是过度的滞后于当前社会相关领域的发展而熟视无睹。

　　对于我国现行法定婚龄的规定无论是比较与西方各国还是纵观我国目前社会的现状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都应该在不违反基本国策的前提下适当的将法定婚龄调低。以使其能够更好的促进家庭这种社会细胞组织的健康态年轻化发展，因为我国不论是国民的身体发育心智成熟的程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的社会文化氛围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为了更广的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调整我国已经失衡的男女性别比例问题；对抗即将到来的大规模人口老龄化风险以及对于预见性的避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度或时间过长从而对我国新生代劳动力产生不足造成的不利影响。

　　据此，应该适当通过新的立法合理的重新调底我国现行《婚姻法》的法定婚龄。